在我国地域中，关中平原以其地形险要、地势平坦、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水运快捷及其便利的灌溉、繁荣的经济首称“天府之国”。
天府之称但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改变，五代以后，关中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不保，“天府之国”的雅称被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褫夺。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上多次有效的开发，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终于在唐末之后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天府”本是周代的官名，“掌守祖庙之器具宝物”，后亦用来泛指皇家的仓库。《资治通鉴》注释“天府”说：“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聚，不假人力，故曰天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天然府库的意思；国，古作“國”，义为地区。
历史上7处“天府”
据此，而“天府之国”理应指物产丰富的地方。在我国历史上，曾有7个地区被称为“天府”：关中地区、川蜀地区、燕冀平原、江淮以南、太原附近、闽中和盛京。关中和川蜀无疑是人们最为称道的两个“天府之国”。
关中平原的缘起汉高祖刘邦称帝，娄敬向其建议迁都关中：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
刘邦问群臣，大都主张建都洛阳，又问张良，张良论曰：
“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刘邦因之都长安，而关中平原终于以“天府之国”的形象代表入驻人们的意象中。
如果将地形险要、地势平坦、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水运快捷当作是“天府之国”必备的“天然”标准，那么便利的灌溉、繁荣的经济就成为了它引申出的外延，而后者的演变又与它的“天然”密不可分。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它优越的自然条件，才致使人文的发达，而文明的灿烂导致了它的与众不同。关中平原首获殊荣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的结果。
关中平原最为称道的是它独有的军事地理优势。关中平原位于我国地形大势第二阶梯黄土高原的东南部，雄居黄河中游，对下游各地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所谓“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关中地区最能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此外，关中平原在我国的版图上位列于中部，属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几大地区的交接地带，既宜发号施令，又利于牵制掌控，可谓地势形便，“天下之雄国也”！
关中的水陆交通都很发达，水系自成网络，“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于渭汭”。按顾颉刚先生的注释：雍州贡道有二，一自小积石起乘船沿河东行又北行，折而东行，再折而南行，为经西河以至于龙门，此时黄河完全通舟楫；又一道由沣、泾或由漆、沮顺流而下，至于渭汭以入河。则雍州自西至东，兼及南北的交通，都因河、渭而贯穿起来了。
同时，关中地势平衍，河流众多，自古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有利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滤池北流，浸彼稻田”，很早以前渭水南岸就有了灌溉事业并种有水稻。
战国时代郑国渠的开凿不仅改良了大片荒凉盐碱地，而且开始了大范围的农田水利灌溉事业，受益面积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国，卒并诸侯。”
正是由于关中地区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发达，能有力地支持中央政权，有效地对付地方割据势力的叛离，所以周、秦、汉、唐等王朝都把政权中心建立在了长安。经过数百年的苦心经营，关中一带成为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川蜀（成都平原）的崛升四川是我国四大盆地代表之一，是第二台阶上相对凹下的部分，其轮廓像菱形，因地表沉积层以紫红色的砂岩、页岩为主，通常称为“红色盆地”。面积1.69万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
该区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属亚热带气候。平原上部覆盖着一两米厚的粉砂和粘土，呈灰黑色，是以“厥土青黎”结构良好，既肥沃又易于耕作，土质居全省之冠，有“百种百收”之誉。
可见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也是相当优越的，这给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有利的条件。
公元年，秦统一巴蜀后，对该地施行了各项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改善对外交通状况、大规模向巴蜀移民、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和成都平原灌溉农业三个方面。秦蜀栈道古而有之，加上蜀身毒（古印度）道的开通和长江上游航道的改善最终疏浚了对外的水陆交通，改善了四川盆地封闭的地理状态。
尤其是秦蜀守李冰开凿玉垒山，分眠江水入沱江，又从岷江分流郫、检二江以遏水势，大大改善了长江上游，特别是岷江的航运交通。此后，长江上游水系成为古代四川盆地对外交流和商贸运输的主要通道。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王灭蜀后，“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惠文、秦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
秦民的移入，加快了蜀地以水稻、桑蚕为主的农业开发和以井盐、蜀锦为代表的手工业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的繁荣。致使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展翅高飞的一个里程碑要数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创建。
早期成都平原地势低平，河流时常改道，水患频频发生。秦统一巴蜀以后，蜀守李冰开凿都江堰这一闻名世界的水利工程，改进了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条件，扬长避短，给后人创造了无穷的财富。
至东汉末期，在军阀混战、豪强并起的形势下，诸葛亮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明确以“天府”称誉四川盆地：“益州险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着眼于军事，一针见血道出了巴蜀特殊的地理位置。
四川盆地陆有剑门之险，水有三峡之雄；东据长江，扼吴楚咽喉；北通秦川，接中原腹心；南有高原环绕，道滇黔之所必经，进可攻战，退可拒守，虽无高屋建瓴的作用，但割据一方，偏安称雄未尝不是首选。
根据对早期“天府之国”内涵与外延的考察，诸葛亮称誉巴蜀“天府之国”其实是将成都平原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外扩至整个四川盆地，一方面是其三分天下、欲占一方的体现，另一方面足见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盆西地区已经开始带动着全川的发展。
“天府之国”兴替的原因不言而喻，“天府之国”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要求是很高的。当各项指标趋于“不及格”，“天府之国”的雅称势必被褫夺。
关中平原就是一个例子。
据文献记载，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已不令人乐观。由于人为的垦殖，森林和草原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耕地贫瘠，河流泥沙增多，河流水量减少。
“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道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操舟之役，人亦劳止。”
另外，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例如地震、水灾、旱灾、风灾（暴风）、冰雹、霜冻、气温异常（冬暖）、蝗虫、牛疫、山崩(滑坡）等。尤其是地震、水灾、早灾、风灾的发生频率相当高，危害甚巨。
据研究，唐代关中发生的强烈有感地震就有4次、水灾59次、旱灾47次、风灾40次，其发生频率分别为每4.91、6.17、7.25年就有一次。上述自然灾害对关中地区的农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及重大的人员伤亡。
当然，自然灾害对关中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整体而言还是局部和缓慢的，关中地区逐渐走向残破主要还是归咎于人文因素。
西汉以后，历数百年至于隋唐，八水绕长安依然如故，渠道却多有淤塞荒废，郑国渠已经断流，白渠旧迹尤存，然灌田亩数已大为减少，粮食日益紧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关中地区人口日增，粮食不足这一缺憾早在战国后期已经显露（当时就已修栈道通巴蜀以运粮）。至唐代，国命赖江淮财赋之支持，而江淮财赋入京又赖汴河、江汉运道之畅通。如此形势，若遇天灾兵祸，关中的经济供给便顿显窘乏。
可见，关中平原自秦汉以来的区位优势历经沧桑已经产生变化，而区位劣势——“寓内西偏，天下劳于转输”的局限日渐明显，不可逆转。
至唐末五代，多年的战乱使关中府州无一幸免，战争的冲击使百姓流离失所、农事荒废；而此时，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已开始东移和南移，关中平原的中心地位不复存在。
雪上加霜是五代以后，关中气候转凉转干，人工渠道相继干涸；北宋时期旱情严重；至元代，寒冷干燥的气候有增无减；明清时期又进人了“现代小冰期”，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加之林木的滥采，生态环境更为恶劣，终致残破景象长期不得恢复。
“天府之国”的美名不得不让与川蜀之地，尤其是川西成都平原。
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剑南两川在唐代已是非常繁荣，成为唐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域之一，有“扬一益二”之说，“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偏安后方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利于四川循序渐进的开发，而且有效地躲避了历史上的多次战乱。
四川如同一块绿洲稳定如初，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如既往，以致关中地区元气大伤之际，成都平原反而后来居上。到两宋时期，四次平定川蜀。统治者日益认识到四川关乎国家安危，特制定了开发其经济、确保其稳定的政策，四川因此获得了持续发展的活力。然而明末十多年的战乱终致四川残破，经济凋敝、人烟稀少。
为恢复其元气，自康熙起，清王朝对四川实施了百年之久的开发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有名的“湖广填四川”和轻徭薄赋的恤民政策对发展当地的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此，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日益富庶，被赞誉“既坐平壤、又占水利”，乃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关中平原自五代始，“天府之国”头衔丧失的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地区发展过程中盲目的、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致使关中地区的植被遭到破坏，河流、湖泊的减少甚至绝迹等使自然环境各要素失衡，结果天灾不断，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互影响的正相关的制约关系。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优势不可能是永远重要的，随着它的逆转变，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而在这种变化中，人为因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