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得到世代传承，对社会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史记》作为中国优秀文化典籍，体现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
一、《史记》中诚信思想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在《史记》中有重要的体现，司马迁给历史人物立传时，把诚信作为历史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研究和挖掘《史记》中的诚信思想，对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1.对诚实守信人物或行为的肯定与赞美
《史记》中的诚信思想，首先表现在传记对所载人物诚信思想的肯定。如《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的忠信品质予以肯定，同时对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际也充满感慨。
《季布列传》中季布为人讲义气，有侠士之气，有名于楚。季布的声名不仅因为他的骁勇善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为人讲义气，重承诺。
《张耳列传》中的赵国宰相贯高，因刘邦过赵国时，对赵王傲慢无礼，所以私谋刺杀刘邦，事败被抓，在身无可击处、三族皆以论死的情况下，依然替赵王开脱，坚持刺杀行动是手下所为，赵王不知情状。
最终刘邦赦免了赵王，并且认为贯高为人能够“立然诺”，以之为贤。贯高忠信不背主的行为也被司马迁所肯定。
诚信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史记》为身处社会下层、身份卑微的游侠、刺客等人物立传，并肯定和赞美游侠具有“言必行，行必果，重义气”的行为特征；肯定刺客能够“不欺其志，名垂后世”的品质特征。
在法家思想中，韩非子认为“侠以武乱禁”，儒家文化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这里的“力”“乱”即是对游侠文化的排斥，正因为如此，“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
综上所述，可见《史记》中的诚信思想，通过传中人物的行为或品质得以充分展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诚信行为或品质予以肯定，无论是忠臣良将，或是游侠刺客，其诚信精神在《史记》中都得到了史公的肯定。
2.对背信弃义行为的批判和贬斥
《史记》的诚信思想还体现在对背信弃义行为的批评和贬斥。
如《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张仪善于权变，能够“明其说，复散解诸侯”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客观描述，而对其以商於六百里之地欺诈楚怀王之事颇有微词。
在《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平原君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其最大的优长就是能听人劝谏，所以有声望于邻国，被司马迁赞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
在传记中，司马迁记载了平原君家美人在楼上嘲笑民家一个跛脚走路的人，平原君诺杀美人。
但他却认为：“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所以并没有按照自己诺言杀了美人，结果“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
门客认为平原君不守诚信，爱色而贱士，所以渐渐都离他而去了。直到后来平原君斩杀美人，门下的门客才渐渐回来。
此一节列于平原君传首无疑是为了突显平原君“佳公子”的特点，但也表明了史公对人物诚信守诺品质的看重。
《史记·周本记》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事，更说明了背信弃义的严重后果。周幽王身为一国之君，为博得褒姒一笑，滥用职权，烽火戏诸侯。
当周王室真正遭到犬戎攻击，危难之际点燃烽火求助时，诸侯还以为是这个荒唐的周天子又一次戏弄，所以没有及时派去援兵，最终导致了西周亡国的结局。
综上可见，背信弃义的行为轻则使一个人失信于人，重则可以亡国，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记载，深刻地揭示了背信弃义的危害，对背信弃义的人或行为都予以批评和贬斥。
3.司马迁的诚信创作精神
司马迁以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进行实录。司马迁以客观和严肃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对他们的生命过程，做了客观真实的剖析与描写。
《史记》记录帝王之事，并不为尊者讳而掩盖历史真相，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创作态度，体现了他的诚信精神司马迁在创作过程中，发扬了传统史官文化实录的精神。
他秉笔直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和记载，突破了传统史书避讳的原则。
《史记》“不隐恶，不虚美”，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对于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在《史记》中一方面记载了他的功绩，另一方面也不避讳其为人的缺陷。
在《张丞相列传》中，敢于直言的周昌，有一次在吃饭时见刘邦奏事，刘邦“方拥戚姬”，于是周昌转身便走，刘邦逐得周昌并骑在其脖子上。以上可见刘邦傲慢和粗鲁的一面。
司马迁没有因为他是帝王，就对这些内容避而不谈，让后世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化真实的刘邦形象。
对当朝天子汉武帝刘彻，在《武帝本纪》里，司马迁也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对其开边立威几乎未及，而是以含蓄的笔法讽刺了武帝好道求仙的行为。
不仅对尊者不避讳，司马迁笔下对自己敬重赞美的长者、贤者也不避讳。
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史公对飞将军李广充满了同情与赞美之情，写了李广在与匈奴抗战中治军简易、胆识超人、善于骑射、爱护将士等风采，但也不掩饰他的缺点。
李广在家闲居期间，一次出门和人饮酒回来晚了，灞陵尉喝止李广不得夜行，李广只能宿于亭驿。后来李广任右北平太守，让灞陵尉随从，到军中即将其杀害，这一细节描写又体现了李广心胸狭隘的特点。
司马迁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好恶掩饰人物的缺点，而是尽量客观全面地展现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
《史记》的撰写体例是以人物为主体的纪传体，本纪本来是记载帝王事迹的传记体例，司马迁列人物入传时，能够综合人物的客观历史贡献。
如《吕太后本纪》《项羽本纪》二篇，吕后和项羽都不是帝王，但是司马迁却将其写入本纪，是从历史贡献的角度对二人作出的公正评价，体现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客观公正的历史观。
在封建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是不能主政的，只能是男性的附庸。司马迁以非常客观的态度评价吕后，肯定其为政刚毅果断的一面，也不掩饰其作为女性残忍的一面。
但对吕后把持朝政时，老百姓能够安居，社会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也加以肯定。
尽管吕后不是帝王，而且身为女性，但其功有帝王之实，所以单独为其列传，并将其纳入记载帝王之事的本纪中，可见司马迁客观公正的史学观。
作为史官，司马迁无疑为良史，尽可能公正客观地记载历史，并且打破了传统，体现了司马迁的诚信精神。
二、《史记》中诚信思想的内涵
诚信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和，国无信不兴，诚信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
诚信问题不仅关乎国民的道德素养，也关涉民族与国家的形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依据。《史记》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
1.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诚信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先民的行为中，也渗透在诸多的文化典籍中。
《尚书》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学典籍，因为文字古奥，佶屈聱牙而意蕴难解，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上古时期先民们对于诚信思想的强调。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诸侯国之间征战越来越多，周天子对各诸侯的政治约束力和控制力越来越弱，当社会发展进入到礼崩乐坏的时候，诚信便成为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交的基本规则。
这在先秦典籍中有诸多表现，如在《左传》中就有许多对于诚信的肯定言论。《左传·僖公十五年》“传”载：“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左传·文公元年》“传”载：“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这些都是在强调诚信的重要性，而先秦诸子里也有诸多对诚信的记载。
总之，先秦诸子对诚信思想的重视与肯定，无论是修身治德，或是治国理政，都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并且成为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一直影响后世。
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家思想为主的统治地位。诚信作为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要部分，也得以传承发展。
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纲常，信成为汉代文化中重要的部分。
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史官，“秉良史之才”，以实录的精神记人记事，自然也以实录的笔调，反映武帝时期的社会思想和时代风尚。
产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史记》自然也会对儒家提倡诚信思想，通过历史人物进行大力表现。
《史记》中所体现的诚信思想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思想的体现，也是对传统的诚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体现了中国式“契约精神”的萌芽
契约精神是西方人诚信观念的体现，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
“契约精神”是西方社会进行社会和国家管理的一种有效调节的价值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契约精神的说法，但是诚信精神就是没有契约的契约，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契约精神”。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当诚信成为一种契约时，就会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起到一定的约束力。
诚信本是一种道德规范，自身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如要让诚信具有一定的契约精神，就要让这种道德规范超越自我约束，形成一种公共认可的约束力。
《史记》对诚信的契约精神特征也有具体的描写。在《司马穰苴列传》中，司马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危敌”。
但因为起于闾伍之间，人微权轻，所以当齐景公召他为将军时，穰苴为服众，让景公的宠臣庄贾为监军。当庄贾失时，“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
由此可见，当诚信具有一定契约精神特征时，也可以起到极强的约束力，中国文化里虽然没有像西方文化中的契约精神，但是中国传统的诚信精神便是一种没有契约的特殊“契约精神”。
三、总结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史记》中有鲜明体现。
《史记》作为纪传体史书，通过人物的人格精神描写历史，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诚信创作精神，对历史上诚实守信的人物或行为肯定与赞美，对背信弃义的人物或行为进行批评和斥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契约精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当诚信成为一种契约时，就会对人的立身处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